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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书局出版的纪事本末体史书的点校本，都撰有“出版说明”，对每部书的著者情况、版本源流、史料来源，以及它们在史学上的长短得失，均有阐述，不乏卓见，足资参考。
[1] 原载《书品》1993年第3期。
[2] 董诰等编：《全唐文》卷六百八十六，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7030页。
[3] 司马迁：《史记》卷一百三十《太史公自序》，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3319页。
[4] 班固：《汉书》卷六十二《司马迁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2729页。
[5] 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十一《读书法下》，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196页。
[6] 章学诚：《文史通义》卷一《书教下》，叶瑛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14年，第61页。
[7] 马端临：《文献通考》序，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3页。
中国古代史家的通识与智慧[1]
从很早的时候起，中国先民在认识外部世界和认识自身时，就提出“通变”“通识”的观念，这种观念在不同的事物上反映出来，都闪烁着先民的智慧的光焰。
《周易·系辞下》说：“通其变，使民不倦。”又说：“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可见，这种“通变”的思想，来自对社会和历史的观察和提炼。《礼记·经解》引孔子的话说：“疏通知远《书》教也。”这可以看作关于《尚书》特点及其重要性的鲜明概括。《礼记·曲礼上》指出：“博闻强识而让，敦善行而不怠，谓之君子。”这是关于教导人们自我修养和做人的原则。唐初史家作《五代史志》即《隋书·经籍志》时，于史部大序起首写道：“夫史官者，必求博闻强识，疏通知远之士，使居其位，百官众职，成所贰焉。是故前言往行，无不识也。天文地理，无不察也。人事之纪，无不达也。”这是把《尚书》的“疏通知远”和古时君子之“博闻强识”的自我修养融合起来，这可以看作对史官学识与器局即通识的高度概括。这在古代史学家中有突出的表现并形成优良传统，使中国史学具有深邃的历史思想和丰富的历史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