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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西汉时期，董仲舒杂糅诸子思想，将中和与天地人、阴阳五行、伦理道德结合在一起，贯通形上与形下，建构了完整的“天人合一”的宇宙论体系和方法论原则，“和”思想遂成为传统时代主要的政治伦理准则和艺术审美标准。[42]唐宋明时期，和谐思想继续成为中国哲学的基本内核，不同时期的思想家们从不同的侧面和角度对其进行了阐发和发挥。如隋唐时期儒家学者致力于振兴儒学，进一步发展了前代的中和思想；宋明时期程朱理学与陆王心学从追求道德（或政治）的最高境界阐发和，并注重认识论与伦理观的结合，从哲学本体论和认识论的高度论证“和”或“致和”的工夫。“养中和之气”也成为宋明理学家的共同追求。尤其是在此时期，儒、释、道三教的会通合流促进了中国哲学文化包括和谐思想的发展，提高了中国文化和谐辩证思想的水平。“和”成为中国人理解天地真际、化解社会矛盾、融合中国文化、实践人伦物理的根本智慧。
（三）和谐思想的转换期
至明清时期，和谐思想的伦理性与辩证性开始向实践性与应用性转换与发展。明清实学家以“经世致用”为原则，从社会的显要出发，把“和”范畴运用到形而下的社会现实中来。至近代社会，中华民族灾难深重，屡屡受到西方列强以及日本的侵略，民族的耻辱和痛苦激发了先进的中国人寻求救亡图存的道路。自西学东渐以来，他们先后提出“中体西用”“西体中用”“全盘西化”“复兴儒学”等主张，这些都是为了寻求中华文化的出路，希望通过文化创新与整合的途径，实现中华传统文化的现代化转型，进而更加充分地发挥中华和谐思想的伟大力量，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43]这一时期的思想家及政治家们如康有为、梁启超、严复、孙中山等力图在批判旧式“和”的范畴的基础上，兼并中西文化，从和平、自由、民主与革新的角度阐发“和”，提倡“和”，并积极勾勒与谋划未来和谐社会的美好图景。“天下为公”、世界“大同”成为近代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和革命派民主主义政治家、思想家为之不懈奋斗的理想和信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