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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机在《文赋》中说:“谢朝华于已披,启夕秀于未振。”这里是以比喻说明古人反复用过的词语如“朝华”一样“已披”(萎靡貌)凋谢了,而古人未用少用之词语,犹如晚出之秀,未经他人振刷,则应启用。杜甫的“语不惊人死不休”与陆机所提出的文辞创新的观点一脉相承,不过杜甫说得更动情,因而也更加强调。杜甫之后,韩愈在《答李翊书》中说:“当其取于心而注于手也,惟陈言之务去,戛戛乎其难哉。”在《答刘正天书》中又提出对前人应“师其意不师其辞”,“能者非他,能自树立不因循者是也”。在《樊绍述墓志铭》中,认为“惟古于词必己出”。韩愈这些话虽是论散文写作的,但同样也适用于诗歌创作,而且他的“惟陈言之务去”与杜甫的语应“惊人”之论是一致的。语言创新一直是古代诗学的重要命题,在韩愈之后,其门下李翱、皇甫湜、孙樵等更提出“趋奇走怪”的论点。苏轼、元好问、杨慎、袁枚等人对文辞出新也都有精辟深微的论述。
诗歌语言如何才能创新而取得“惊人”的效果呢?总结古人的论述,似可从以下三个方面努力。
第一,接受自然的馈赠。文辞的创新实乃出于文意的创新,而文意的创新又离不开对自然的精细体察和生动描摹。因此诗人必须贴近自然,才可能在描摹自然中创意造言,令诗句“拔地倚天,句句欲活”。对此,皇甫湜在《答李生第一书》中说:“夫意新则异于常,异于常则怪矣;词高则出于众,出于众则奇矣。虎豹之文,不得不炳于犬羊;鸾凤之音,不得不锵于乌鹊;金玉之光,不得不炫于瓦石,非有意先之也,乃自然也。”孙樵也在《与王霖秀才书》中说:“鸾凤之音必倾听,雷霆之声必骇心。龙章虎皮,是何等物?日月五星,是何等象?储思必深,摛辞必高。道人之所不道,到人之所不到,趋怪走奇,中病归正。”他们的意思是说,事物不同,个性也不同。虎豹与犬羊不同,其皮毛的光泽也不同。鸾凤与乌鹊不同,其鸣叫的声音也不同。金玉与瓦石不同,其明暗亮度也不同。这都是自然本身的规定。所以意新语奇,并非诗人故意造作,不过是接受自然馈赠而已,按自然的本色行事。皇甫湜、孙樵的“趋怪走奇”之论未必尽妥,但他们对诗文词意的创新的论述,还是很有见地的。的确是这样,一个诗人若能忠实于生活,精细入微地体察自然,那么从他笔端流出来的语言,就自然而然是清新惊人的。例如,对杜甫《水槛遣心二首》中“细雨鱼儿出,微风燕子斜”的诗句,金圣叹在《杜诗解》中评道:“‘细雨出’,‘出’字妙,所乐亦既无尽矣。‘微风斜’,‘斜’字妙,所苦亦复无多矣。”但“出”“斜”二字如何用得妙呢?金圣叹并未说明白。凡认真观察过大自然的人都会知道,在细雨中,平静的江河水面突然遭到小雨点的轻轻敲击,本在深水中的鱼儿,就会以为有食物从天而降,纷纷探出头来寻觅。在微风中,也只有在微风中,燕子才会在天空中倾斜着轻轻地抖动自己的翅膀。在无风或大风中,燕子都不会有这种动作形态。杜甫在诗句中用“出”“斜”二字,的确是新鲜而又传神的。而杜甫之所以能恰到好处地用这两个字,乃是由于他对自然景物的细微变化都有过细致的体察。杜甫许多新奇的用语都来自对生活的体察。如“芹泥随燕嘴,花蕊上蜂须”,“风起春灯乱,江鸣夜雨悬”,“星垂平野阔,月涌大江流”等,都可谓“一语天然万古新”。生活之树常青,执着于生活的诗人,其文意词意也就能常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