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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说明了陶行知的教育哲学不是实用主义，相反地是对实用主义的背叛。陶行知的“行知行”，的确是陶行知站在人民大众的立场，不断改造世界观所取得的成果。须养本、王思清两先生断然做出了这样的结论：“‘四人帮’干扰破坏教育工作的罪行几乎大部分与实用主义教育在中国的翻版‘生活教育’是一致的。”
陶行知的“生活教育”是不是杜威的实用主义教育在中国的翻版呢？杜威确曾打出教育于自身以外无目的的幌子，但是，杜威所说的“教育即生活”“学校即社会”，是要把生活局限于教育的范围内，把社会局限于学校的范围内，以便培养适应于资本主义社会所需要的人才。
陶行知自己说翻了半个筋斗提出了“生活即教育”和“社会即学校”。他说：“学校即社会，就好像把一只活泼的小鸟从天空中捉来关在笼里一样。它要以一个小的学校去把社会所有的一切的东西吸收进来，所以容易弄假。社会即学校则不然，它是要把笼中的小岛放到天空中使它能够任意翱翔。”杜威认为，“把人分为许多固定的所谓阶级……是难以置信的”，认为“教育在形成社会意识的过程中起着一种调和作用”。这不正是陶行知所指出的学校即社会“容易弄假”吗？陶行知站在人民大众的立场，像鸟一样在天空中任意翱翔，因而他看出了士大夫的教育和大众的教育的区别。他说：“少爷小姐有的是钱，大可以为读书而读书，这叫小众教育，大众只可以在生活里找教育，为生活而教育。当大众没有解放之前，生活斗争是唯一的教育。自有人类以来，社会即是学校，生活即是教育。士大夫之所以不承认它，是因为他们有特殊的学校给他们的子弟受特殊的教育。从大众的立场上看，社会是大众唯一的学校。生活是大众唯一的教育。”人民的生活是发展的，陶行知的“生活教育”也是发展的，但陶行知的人民大众的立场始终不变。陶行知的“生活教育”在国难时叫国难教育，在抗战时叫抗战教育，在抗日战争胜利后叫民主教育。陶行知在发起民主教育运动时说过：“在反民主的时代或是民主不够的时代，民主教育的任务是教人争取民主。到了政治走上民主之路，民主教育的任务是配合整个国家的创造计划，教人依靠民主的原则，发挥个人及集体的创造力，为全民造福。”陶行知的这样的“生活教育”难道能够和杜威的实用主义教育相提并论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