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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我们就可以看到董生三统说与刘歆三统说在三统与五行（五色）关系上的异同：
董生三统说：周历岁首建子，为赤统；商历岁首建丑，为白统；夏历岁首建寅，为黑统。
刘歆三统说：在承认《春秋》学中的以三代历法岁首建子（周）、建丑（商）、建寅（夏）的三统同时，否定了标志此三统的三色；而代之以历数三统，即天统（始于子半，色赤）、地统（始于丑初经丑半而丑终，色由黄而白）、人统（始于寅初，经寅半至寅终，色由黑而青）。这样，三统就与五色赤（火）、黄（土）、白（金）、黑（水）、青（木）成龙配套，另成一个与三统相联系的五行相生系统，当然其中有着与董生三统相似的神秘性质。可是其《世经》就是在这样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
在《世经》序中，刘歆引据《左传》昭公十七年郯子朝鲁自言其祖少昊时所说，推出“少昊受黄帝，黄帝受炎帝，炎帝受共工，共工受太昊”。又“稽之于《易》，炮牺（即庖牺、伏羲）、神农、黄帝相继之事可知”。[170]于是就列出了这样与五行相生次序一致的历史系谱：太昊帝（炮牺氏）首出，以木德王（东方甲乙木，为五行相生之首）；木生火，炎帝（刘歆以《左传》之说与《易系辞》之说相应合，以为炎帝即神农氏，此与《史记》之说不合。前人已有辨析，于此不赘。）继之以火德王；（共工虽在太昊帝与炎帝之间，然因其以水德王，失去了正统的规范，故仅为闰统，无历史的合理性。）火生土，黄帝继之以土德王；土生金，少昊帝继之以金德王；金生水，颛顼帝继之以水德王；水生木，帝喾继之以木德王；木生火，唐帝（即尧）继之以火德王；火生土，虞帝继之以土德王；土生金，伯禹（夏）继之以金德王；金生水，成汤（商）继之以水德王；水生木，武王继之以木德王；木生火，汉高祖继之以火德王。（秦虽在周、汉之间，但因其以水德王，故与共工同为闰统，亦无历史合理性。）[171]刘歆以秦为闰统，也有其历法上之根据。按三统历仅承认夏商周三代之历法合理性，即周以十一月（建子，一般为冬至所在月）为岁首，商以十二月（建丑）为岁首，夏以正月（建寅，一般为立春所在之月）为岁首，因为冬至点实为一个天文年之起点，而立春则为一个农事年之起点。秦以十月（建亥）为岁首，于理难通。当然，由刘向、刘歆父子所创始而由班氏《汉书》所发挥的秦为闰统说，其要点更在于用重新排列历史连续之合理的系列的方法来进一步论证汉代政权的正统性。过去以周为火德王，从五行相克说，水克火，秦代周而为水德王。汉初在此问题上犹豫不定，武帝太初元年“夏五月，正历，以正月为岁首。色上黄，数用五，定官名，协音律”[172]。所以在定太初历的时候，武帝正式确定的还是以汉之土德代秦之水德（以土克水）。而《汉书·律历志》则改从五行相生说，在重新安排的历史序列中，将汉定为以火德王，从而与上古的唐尧的火德相一致，以印证汉为尧后之说。《汉书·高帝纪赞》引《左传》文公二十三年所记蔡墨之言为据，从而为布衣出身的刘邦找出了高贵的家世脉络，“由是推之，汉承尧运，德祚已盛，断蛇著符，旗帜上赤，协于火德，自然之应，得天统矣”[173]。当然，刘歆构造这一套五行相生体系看来似乎为了说明汉朝乃应运而生，其实他也是在为王莽篡位做着意识形态之准备。王莽自称为虞舜之后，唐尧禅让与虞舜，汉亦自应禅让与王莽。《汉书·王莽传》记，莽篡位后即宣布以土德王，“服色配德上黄”[174]，即为实据。班固之立场则与刘歆迥异。固父班彪（叔皮）年二十时逢王莽失败、光武帝新即位尚未完成统一大业之前，即作《王命论》以谴责割据势力而拥护光武之复兴[175]。班固之所以取刘歆之说，正在于论证东汉中兴之合理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