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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像其他效忠的官员一样，他的著作前面有《天章记》两卷，即清朝皇帝的“圣谕”和诗文；《盛典记》一卷，记述皇帝们对于泰山非同寻常的祭拜；还有《图考》一卷。该书的正文部分首先描述泰山的地势情况，包括《岱志》《支山志》《川泉志》，然后是《祠庙志》《秩祀志》《封禅志》，接下来是描述泰安城漫长发展史的郡邑志，最后以《人物志》结束。《金石志》出人意料地填写了一个空白，这表明金棨在个人兴趣方面颇像一个碑铭研究家。在《逸事记》即一些奇闻怪事的记载之后，全书以一卷叙录结束。
该书的三个前言分别写于不同年份，我们由此可以判断这一著作似乎传播得很快。第一个前言的日期定得很精确：嘉庆六年（1801年）冬季最短的一天。该前言是主管帝国教育的翰林院祭酒阮元在其官邸所写的。他之所以产生兴趣是因为他于1794年被任命为山东学政使，在泰安举行的考试结束后，他便登上泰山观赏风景。
山经地志，史家之书也，山莫大于泰山，史亦莫古于泰山。泰山之必当有志，重于天下山经地志远矣！……[62]
这位学政使曾亲自登山观赏风景，收集碑刻的拓片，希望能有博闻强记的学者写出一部里程碑式的巨著。此时金棨已被任命为泰安知府，在他的治下当地的犯罪率下降，官司减少，百姓安居乐业，风调雨顺，五谷丰登。这样他得以有闲暇找机会走遍泰山各处。他的同情心被唤醒，因为旧的《泰山志》已经不能够反映泰山的实际情况，于是他决定自己为泰山作志。他以聂鈫[63]著、朱孝纯[64]绘制地图的《泰山道里记》和《泰山金石考》两书作蓝本，并且参考了许多其他的权威著作。至于聂鈫，他是一个兢兢业业、埋头苦干的旧式文人，凡是跟泰山有关的东西，他都要进行仔细地考察。他辛勤工作30年，也未博得功名，在《泰山道里记》的序言中，他称自己“竭半生之精力，以考一山之迹”，在告诉读者他将全书“提挈道里为纲领，分之为五”之后，又说“自乙酉迄壬辰，四易稿而始定”。我们应该向这位了不起的古人脱帽致敬！金棨对聂氏本人及其著述极为推崇，在自己的书中频繁地引用这部此前最具权威性的著作。金棨本人对于泰山的描写可谓前无古人，他的文体恰到好处，正好体现了史学家著书所必备的三个要素——准确，完整，简练，用一个字来评价：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