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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年4月5日,财政部处长张肇元向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报告说:“现在财政是困难已极,上海虽然克复了,但关税方面尚无具体办法。目前预算要一千二百万,湖北的收入还不到三百万。”
为了增加财政收入,维持庞大的军费和政府开支,4月15日,武汉国民党中常会根据鲍罗廷的提议,决定组织战时经济委员会,以汪精卫、谭延闿、孙科、宋子文、苏兆征等五人为委员,试图采取特殊办法渡过难关。
战时经济委员会采取的第一项措施,是实行现金集中,由武汉政府控制并掌握硬通货,作为准备金,以维持纸币信用。具体做法是,先将汉口各银行存款封存起来,各银行一律停止兑现,一切汇兑都由中央银行经理,非经财政部特许,绝对禁止现洋、现银出口。为了保证计划的执行,武汉政府派出军警对各银行进行监视。但由此一来,武汉立即成为纸币世界,导致物价飞涨。人们纷纷以高价购买铜元,甚至竞相购买邮票保值。不少商店关门歇业,转为黑市交易。由于在汉口的各外国银行并不听武汉政府的命令,一些商人乃绕过中央银行而走外国银行的偏门,这样一来,在汉口便出现两种不同的汇兑率。上海、北京、天津、南京、广东等地银行宣布停止与武汉金融往来,声称“一致对汉口经济绝交”。蒋介石发出布告,规定凡汉口的中国、交通两行钞票不得在他省兑现,并禁止长江下游各地的现金运往武汉,对武汉实行经济封锁。1920年代的武汉号称是“内地贸易之总汇”,在国内贸易网络中具有特别的地位,而对外贸易则须借径于上海,金融之缓急,亦主要视沪、津等埠为转移。因此,当沪、京、津等埠银钱界宣布与武汉断绝金融关系后,对武汉的商业与贸易造成了严重的影响。“凡平时恃汉埠以为集散之货物完全梗塞,所有汉埠经济上之价值,贸易上之地位,亦随以消灭无余。”故外埠舆论咸认武汉政府此举“其愚实甚”。如《国闻周报》著论批评说:“禁止现金出口,停止中央、中交等银行钞票兑现,封锁库存现金,虽意在救一时之急,然国内外汇兑,必因之停止;国内外货物,必因之停运。完全断绝国内外之经济关系,使全国大部分金融枢纽之汉口,立于孤立地位。自行封锁焉,人民生计影响之大,社会经济关系之巨,姑不必论,在此金融封锁下之武汉政府,诚不知其政治军事将何以支持也。饮鸩止渴,渴止而毒发矣。电传党政府封锁各银行现金,不过四百万元,车薪杯水,何足救党政府之急,而数千万之滥钞,从此流毒于湘鄂,为人民所负担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