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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个问题是年金风波。休谟得知卢梭生活不宽裕,但仍然拒绝普鲁士和法国国王的资助,于是他想施以援手,为之向乔治三世申请年金。1766年1月,在加来时休谟曾征询他的意见,卢梭说要听一听基斯的建议,基斯来信说要感谢休谟,他是“好人大卫”(Bon David)。[41]因联络人康维将军生病,此事耽搁,5月3日才有眉目,卢梭首先要向康维表明申请的意愿,但在猜疑中,他以为休谟想以此害他,遂断然拒绝。康维告知休谟,休谟又惊又气,耐着性子劝他接受,并就伪信一事再次道歉,卢梭不予理会,反而斥责他:
您的慷慨让我感动,带我来英国,表面上为我寻找避难地,却是羞辱我……我不愿跟您交往了,不接受您为我争取的好处,再见吧先生,祝您好运……这是您最后一次收到我的信。[42]
第五个问题是卢梭在伦敦见到了宿敌特罗尚的儿子。特罗尚赞赏亚当·斯密的《道德情操论》,遂将小特罗尚送到格拉斯哥大学跟随斯密学习。1766年1月,小特罗尚取道伦敦回瑞士,任教于格拉斯哥大学的埃利奥(Elliot)在伦敦有房子,小特罗尚住在那里。[43]卢梭陪同休谟到布肯汉姆街(Buckingham)拜望他的苏格兰同乡、经济学家斯图亚特(J. Stuart),埃利奥和斯图亚特两家相距不远,遂冤家相逢。与此同时,卢梭发觉信件常被人私下拆开,报纸上总有他的新闻,所以认为小特罗尚是日内瓦派来的间谍,卢梭又得知休谟经常到埃利奥家,心中悲愤。[44]小特罗尚注意到卢梭的反应,并转告父亲:“我在伦敦时,卢梭与休谟来了,他痛恨我的名字,以为我来伦敦是为监视他……他还问休谟,我们家是否有力量在伦敦祸害他。”[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