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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说这些问题是“中国史学在历史理论方面的特点”？
这里说的特点，主要从两个方面考虑。一方面，中国历史和外国历史有其发展中的不同之处，从而造成了理论上着重点的差异，如论华夷、论分封、论正统等。因为各国的史学家、政治家各有不完全相同的社会存在，因而他们提出的问题，虽有相同的地方，但也必有相异的地方，从而形成各自的特点。另一方面，中国古代的史学家，也包括思想家、政治家，一般说来，都有“未尝离事而言理”[13]的风格和传统，这不仅表现在历代正史的史论中，也表现在《通典》《资治通鉴》这样的历史巨著中，还表现在《读通鉴论》《宋论》这样的史论专书中。章学诚总结出来的这一特点，对于我们认识中国古代历史理论的生成状态、表现形式，确有很大的启迪作用。例如，虞世南所著《帝王略论》，有事略，有评论，采用问答的形式表现出来，实际上是一部深入浅出的“帝王论”专书。又如，对于《贞观政要》这部书，我们把它看作唐太宗君臣论政之书，这当然是对的。但是从作者吴兢的视角去看待这部书，尤其是从他所设计的40个标目来看，它何尝不是一部“贞观之治论”或“治国论”呢。再如，对于《唐鉴》这部书，强调以唐为鉴的思想，但从作者范祖禹一面列举唐代重要史事、一面加以评论的撰述形式来看，这也可以被看作继贾谊《过秦论》、曹冏《六代论》、朱敬则《十代兴亡论》之后的一部“唐代兴亡论”著作。这些实例表明，中国史学家“未尝离事而言理”实可被视为一个特点，甚至也可被视为一个优点，即注重从历史实际出发，不发空论，表述平实而便于理解，从而形成了中国古代历史理论的一个突出的风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