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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个问题是年金风波。休谟得知卢梭生活不宽裕，但仍然拒绝普鲁士和法国国王的资助，于是他想施以援手，为之向乔治三世申请年金。1766年1月，在加来时休谟曾征询他的意见，卢梭说要听一听基斯的建议，基斯来信说要感谢休谟，他是“好人大卫”（Bon David）。[41]因联络人康维将军生病，此事耽搁，5月3日才有眉目，卢梭首先要向康维表明申请的意愿，但在猜疑中，他以为休谟想以此害他，遂断然拒绝。康维告知休谟，休谟又惊又气，耐着性子劝他接受，并就伪信一事再次道歉，卢梭不予理会，反而斥责他：
您的慷慨让我感动，带我来英国，表面上为我寻找避难地，却是羞辱我……我不愿跟您交往了，不接受您为我争取的好处，再见吧先生，祝您好运……这是您最后一次收到我的信。[42]
第五个问题是卢梭在伦敦见到了宿敌特罗尚的儿子。特罗尚赞赏亚当·斯密的《道德情操论》，遂将小特罗尚送到格拉斯哥大学跟随斯密学习。1766年1月，小特罗尚取道伦敦回瑞士，任教于格拉斯哥大学的埃利奥（Elliot）在伦敦有房子，小特罗尚住在那里。[43]卢梭陪同休谟到布肯汉姆街（Buckingham）拜望他的苏格兰同乡、经济学家斯图亚特（J. Stuart），埃利奥和斯图亚特两家相距不远，遂冤家相逢。与此同时，卢梭发觉信件常被人私下拆开，报纸上总有他的新闻，所以认为小特罗尚是日内瓦派来的间谍，卢梭又得知休谟经常到埃利奥家，心中悲愤。[44]小特罗尚注意到卢梭的反应，并转告父亲：“我在伦敦时，卢梭与休谟来了，他痛恨我的名字，以为我来伦敦是为监视他……他还问休谟，我们家是否有力量在伦敦祸害他。”[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