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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凯：非常感谢郭老师给我这次机会参与本次对谈。第一，我想请教葛先生。往往我们说历史学的比较重视差异性，其实就像两位先生刚谈到的，很多概念都是角度问题。这样结合不同的历史处境加以思考就十分必要。很多时候我有一个疑惑，一谈变，就会说历史、地理、政治，好像冥冥中就有“宿命”意味。我不知道这是我的错觉还是真是如此。第二，请教罗先生。郭老师谈到文明规则制定者问题，葛先生说有官方的意志，罗先生提到学者影响，我更赞同罗先生的观点，政治的力量更容易断裂，断裂之后往往出现各种反弹。学者们做出的贡献可能是更大的，也许比政治的力量更有渗透力，我不知道能不能这样解说。第三，请教郭先生。我们总说这个时代在变，谁也不否认变，可变中也有不变的规则，中华不变的往往是形而上的，而形而下的往往是变得最快的，反而哲理性的变化很难，仿佛又是一种“宿命”。想请教一下为什么会是这样。
葛兆光：谈论历史上的变化，要寻找历史变化的背景和原因。不妨举个例子。比如王国维的《殷周制度论》，他想说的就是儒家文明与礼仪制度，是在西周奠定下来的，他要通过历史考证，说明殷商和西周间的文化差异。我曾从日本影印回来王国维《先公先王考》的手稿，末尾的“余论”，是现在各种版本没有的，此正是《殷周制度论》的雏形。手稿保留了余论，我们就清楚地看到，他讨论甲骨卜辞里面见到的先公先王，与《殷周制度论》中讨论的殷周制度变化有什么关系。他是在讨论历史上这一巨大变化，如何奠定了后来中国的伦理、礼仪和规范。这就是历史学家应该做的事。又比如，我们讨论唐宋变革。之所以要讨论唐宋变革，也就是因为宋代以来的近世中国奠定了现代中国的基础，这已经和唐代及唐代以前的贵族社会有很大差异。但是，我当年写过一篇文章，指出若换一个眼光看，宋明连续性与唐宋变革，其实并不矛盾。讨论唐宋变革时，我们要讨论唐宋变革的现象是什么，产生这些现象的背景是什么。历史研究者肯定要寻找变与不变，再寻找变与不变背后的历史原因。也许，哲学研究者会更强调连续和规律，像冯友兰提出“抽象继承论”，他会更注意在中国思想和哲学里有一个“一以贯之”的脉络。所以，不同学科肯定会有不同的立场、途径与关注重心。我作为一个研究历史的人，可能会努力寻求变以及变背后的历史背景，并努力做出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