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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志》集中反映出作者以“会通”为主的史学思想。这一方面表现在本书的结构，即其表述形式上，另一方面表现在本书的《总序》中，而后者具有理论价值。《通志·总序》开宗明义写道：
百川异趋，必会于海，然后九州无浸淫之患；万国殊途，必通诸夏，然后八荒无壅滞之忧：会通之义大矣哉！
自书契以来，立言者虽多，惟仲尼以天纵之圣，故总《诗》《书》《礼》《乐》而会于一手，然后能同天下之文；贯二帝、三王而通为一家，然后能极古今之变；是以其道光明百世之上，百世之下不能及。
这里说的“同天下之文”，是从空间上也是从文献上着眼的；他说的“极古今之变”，则是从时间上亦即从历史进程上着眼的。“会通之义”在学术方面的含义主要就在于此。当然，他评价孔子为“百世之下不能及”，显然是过分夸大了。
从“会通之义”来看，在孔子之后，郑樵只推重司马迁一人。认为：“司马氏世司典籍，工于制作，故能上稽仲尼之意，会《诗》《书》《左传》《国语》《世本》《战国策》《楚汉春秋》之言，通黄帝、尧、舜至于秦、汉之世，勒成一书……使百代而下，史官不能易其法，学者不能舍其书。六经之后，惟有此作。”他对司马迁的“会通”之作《史记》，评价也是很高的。不过从郑樵的观点来看，他也提出了司马迁有两个方面的“不足”：一是司马迁所处的时代，使其“得书之路未广”，“博不足也”；一是司马迁对待前人之书，“全用旧文，间以俚语，良由采摭未备，笔削不逞”，“雅不足也”。他的这个批评，可谓得失参半：前者所得多，后者所失亦多。司马迁自称“成一家之言”，郑樵从后者出发，认为司马迁似还不能“自成一家言”，亦未见中肯。但由此倒是更可看出郑樵对于“会通”的认识和要求。他在《献皇帝书》中自谓，“入山之初，结草之日，其心苦矣，其志远矣：欲读古人之书，欲通百家之学，欲讨六艺之文，而为羽翼，如此一生，则无遗恨”。这说明他的“会通”思想由来已久，并不断发展和丰富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