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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天后，宋健通过历史学家朱学文，先后找到了历史学家李学勤，考古学家严文明、俞伟超，中国科学院院士、天文学家席泽宗，14C测年专家仇士华等五位一流学者。1995年9月29日上午，5位科学家来到中南海国务院小会议室，由宋健主持召开座谈会，就中国古文明的年代学大厦是否可以探寻、构建的问题展开讨论。由于这次讨论只是征求专家的意见，没有条条框框的禁锢，学者们畅所欲言，满怀热情地倾吐自己的见地。
按照五位学者的看法，就中国古文明的研究而言，年代学在先秦史上可谓是最为棘手的问题，但无疑也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研究古代史离不开年代坐标，若无此坐标或坐标不确切，许多问题会永远处于混沌、迷惘和争论不休之中。司马迁在著《史记》时，对中国古史的年代做了认真研究，他编的《十二诸侯年表》把纪年问题上推到西周共和元年，对于这之前的夏商周年代，他认为由于所见资料记载不一，取舍不易，只好放弃。因而，《史记》虽有《三代世表》，却没有明确的编年。在司马迁之后，试图推定共和元年之前的夏商周三代编年者，世不乏人，如西汉晚期的刘歆、三国时的谯周、晋代的皇甫谧等。但他们都只能以传世文献为依据，而在汉以后能见到传世古文献的可能性又越来越小，因而他们在推算中就不免带有种种主观推想的成分。如刘歆在他的名著《世经》中就称夏代的积年为432年，商朝629年，周朝867年，商汤伐桀之年相当于公元前1751年，武王伐纣之年相当于公元前1122年等等。由于刘歆与其父刘向曾在西汉朝廷任过校中秘书一职，在学术、文化上均作出过较大贡献，故有许多学者认为他的推论可信度较大，但同时也有陈忠等学者认为此说并不可信。因此，关于刘歆之说是对是错的问题，学界历两千年的争论尚无一个确切的了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