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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名，吴南生。汕头市位于地图上广东省的“头”部，不仅是“粤东之门户，华南之要冲”，而且拥有十分辉煌的历史。一百多年前，恩格斯就说它是“远东唯一一座具有商业色彩的城市”。20世纪30年代，汕头有“小上海”之称。新中国成立初期汕头商业繁荣，经济条件和香港差距并不大。然而，30年过去了，香港成为亚洲“四小龙”之一，而汕头却满目凄凉：楼房残旧不堪，摇摇欲坠；城市道路不平，电灯不明，电话不灵；市容环境脏乱不堪，由于自来水管年久失修，下水道损坏严重，马路上污水横流。担任广东省委常委、省委书记的吴南生，看到汕头的现状，立下“在汕头划出一块地方搞试验，用各种优惠的政策来吸引外资，把国外先进的东西吸引到这块地方来”的宏愿。后来，他不辞劳苦地反复向中央汇报争取支持，提出在广东省办经济特区的建议，在中央领导的支持下，终于开启了在深圳、汕头、珠海、厦门开办经济特区的历史，为中国人民的民生改善走出了一条新路。
第五名，杜润生。农村问题专家，农村改革重大决策参与者和亲历者，被誉为“中国农村改革之父”，对于家庭承包责任制在中国农村的推广和巩固发挥了重要作用。1979年，66岁的杜润生在离开农口23年后，被调到新成立的国家农业委员会工作。让亿万农民摆脱贫困，解决温饱是杜润生面对的首要问题。杜润生深刻地认识到，“中国最大的问题是农民问题，农民最大的问题是土地问题”。1980年，在中央长期规划会议上，杜润生提出先在贫困地区试行包产到户，“让农民自己包生产、包肚子，两头有利”。杜润生一直以来重视民生，关心农民，为农民争取最大利益。1982年，在中央的支持下，他起草了“一号文件”，正式肯定了土地的家庭承包经营制度，结束了对包产到户长达20多年的争论。1982年至1986年，中共中央连续发布五个“一号文件”，指导农村改革与发展，都是由杜润生参与起草的。他一生不忘农民，呼吁“农民有了经济上的自主权，政治上也应有相应的民主权利，要摒弃一切歧视农民的做法，使农民变成有完整权利的公民”，深刻地影响了数亿农民的命运，成为农民忠诚的代言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