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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启蒙运动的相对主义与透视主义就这样成了启蒙运动的反面对应物，成了它颠倒了的镜中映像。在启蒙运动祈求于康德和边沁的理论时，这种后启蒙运动的理论家们则祈求于尼采对康德和边沁的攻击。因此，毫不奇怪，启蒙运动的思想家看不见的东西，对那些后现代主义的相对主义者和透视主义者来说应该同样看不见，因为他们自称是启蒙运动的敌人，而实际上在很大程度上和在他们没有承认的程度上却是启蒙运动的继承人。以前不能或现在仍不能意识到的东西，是传统所拥有的那种合理性。这部分地是由于过去和现在根深蒂固的蒙昧主义者对传统的敌意，一方面现在和过去都可同样在康德派和边沁派、新康德派和晚期功利主义者中发现；另一方面在尼采派和后尼采派中也可发现。但是，传统合理性的不可见性部分是由于缺乏对那种合理性的疏义，更不用说为之辩护了。
布尔克在这一问题上，就像在如此之多的其他问题上一样，是位积极却又有害的代理人。因为布尔克把传统归于好的秩序，如他假定要效法的自然之秩序：即“没有反思的智慧”[2]。因此，他没有给反思留下地盘（合理性理论化作为传统的和传统以内的工作）。而传统的一位重要得多的理论家一般被启蒙运动和后启蒙运动的理论家们所忽略，因为他在其中工作的特殊传统，以及从其观点来看，他表述的理论化是神学的。当然，我指的是约翰·亨利·纽曼，他对传统的解释本身是在《4世纪的雅利安人》和《论基督教学说的发展》两部著作中接连形成的。但是，如果有人要把纽曼的解释从特殊的天主教基督教义传统延展到一般的合理性传统，而且在与纽曼展望的非常不同的哲学语境中这样做，就得在首先承认莫大的歉疚之后，还需如此多的限定与附加条件，以至于我们说，最好还是单独地理解他的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