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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10数据显示，从劳动力质量变化率来看，2008—2016年，高铁可达性改善程度“高”的一类地区中，劳动力质量提升幅度最大的地区是浙江，为0.131，最低的地区是贵州，为0.059。高铁可达性改善程度“中”的一类地区中，劳动力质量提升幅度最大的地区是重庆，为0.115，最低的地区是江西，为0.064。高铁可达性改善程度“低”的一类地区中，劳动力质量提升幅度最大的地区是青海，为0.115，最低的地区是吉林，为0.058。三类地区劳动力质量指数变化率均值分别为0.0895、0.0900、0.0836，第二类地区劳动力质量提升幅度最大，第一类地区次之，第三类地区最低，三类地区劳动力质量提升幅度较均衡。
从劳动力质量关于高铁可达性的弹性来看，2008—2016年，高铁可达性每提升1个单位，高铁可达性改善程度“高、中、低”的三类地区对应劳动力质量分别平均提升0.100、0.185、0.796个单位，表明第三类地区劳动力质量对高铁可达性变化最为敏感，第二类地区次之，第一类地区最不敏感。高铁可达性改善程度较低的地区可以利用高速铁路发展较大幅度提升地区劳动力质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