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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之文，不仅可“随地而出”，而且“行止天成”，不假人力。在《与谢民师推官书》中，苏轼提出了与上面引文相似的说法：“所示书教及诗赋杂文，观之熟矣。大略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但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不可不止，文理自然，姿态横生。”[32]下笔作文之时，虽然已有成竹在胸，但在具体的传达阶段，却绝不可死板地依图画样，而是应该如行云流水一般，“初无定质”，让手中之笔自然而然地随“意”而行，当行则行，当止则止。不仅诗文如此，书法也是如此。元代诗人王恽评苏轼《赤壁赋》墨迹说：
余向在福唐，观公惠州醉书此赋，心手两忘，笔意潇散，妙见法度之外。今此帖亦云醉笔，与前略不相类，岂公随物赋形，因时发兴，出奇无穷者也。[33]
所谓“醉笔”“醉书”，都是通过借助醉意，去除掉手中之笔的“刻意而为”，保持一种“心手两忘，笔意萧散”的创作状态，兴感天然，笔随意转，创造出奇妙无穷的作品。
“随物赋形”的第二层内涵，强调的是一种重“活”、重“变”的“活法”观念。这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理解。
首先，重视事物之“形”的自然状态。这里的自然状态，既包括事物的“常态”，也包括事物的种种“变态”。对此，苏轼以水作喻，论说得相当充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