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倘若一切果都如此，我该如何解释我对50年前波普的生不逢时之感的共鸣呢？我只能说，我始终坚信创造一种有利于使自由平等主义原则普遍有效的情形是有可能的。在当代以英语为母语的政治哲学家中，这压根儿也不是一个时髦的观点。从一系列的前提，包括柏克式的保守主义、“稳定性”关切、“文化帝国主义”担忧以及后现代主义的“反讽”等前提出发，他们已倾向于达成这样一个结论：所谓的“启蒙谋划”——宣称，拥有健全心智的人类是有理性的，而且我们所能渴望的只是将我们自己社会中的成员的共有信念清晰地表达出来——乃是一个巨大的错误。
若如是，它将对某些国家的人权保护运动产生破坏性的影响，在这些国家里，人权（运动）既不被尊重，也从来没有得到过尊重。政府将会长期保持高压传统，并引用我的哲学同僚的观点，来证明将完全抽象的原则与现实的道德交织而成的密集网络相对照的荒谬性。更不用说，非自由国家的未来改革者将不会向外国政府或者团体（如大赦国际，Amnesty International）寻求帮助。因为这将意味着请外来者将其理念强加于当地人共享的理解。[1]
在一个自由制度获有广泛支持的社会里，一个对共享理解的解释程序将（自明无误地）支持自由制度。但是它可能缺少与反对这些共享理解的人交流与论辩的资源，比如说，认为一些特殊的宗教学说应成为其制度的基础。在现有的正统派学说的框架内，新的理念会被认为是错误的；但是应该说它们只是对现有的正统学说的确认。假设通过诸如移民，异族繁衍和改变等联系，新的理念将成为占统治地位的思想，那么，被社会的政治哲学家清楚表达出来的共享理解将会轻视原来的那个旧理念。关键在于，这里不存在任何视角，由此出发，人们把抛弃自由主义刻画为堕落行径。这种观点认为，不存在一种能够超越某地区居民的共享理解的普遍吁求，它本质上是对奥格斯堡和平条款（the doctrine of Peace of Augsburg）的一种更新。在1555年，与普遍的宗教宽容相比较，“此地同此教”是一种腐朽的理念，它的后继理念也好不了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