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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辨析历史资料的基础上进行中西社会比较的研究本身是一条无可厚非的途径，但以上有意进行的历史比附却在无意间坠入了韦伯设置的问题圈套。韦伯在他的中国学研究著作《儒教与道教》中，曾经明确地把儒教置于以基督新教为模本的既定价值预设中进行比附，进而得出了中国历史中缺乏现代资本主义发展所需要的理性形式和伦理基础的结论。这一结论表面上是断定中国资本主义的迟缓发生，是因为资本主义要素缺席的结果，而其背后所屡屡暗示出来的逻辑陷阱却是：即使从历史情境中反向证明中国存在一个资本主义式的理性基因，也不过是在满足了民族主义感情之后验证了资本主义精神的发明权。余英时撰此文章的用意自然是参照“东亚四小龙”的现实经验，寻觅东亚现代化独特的历史因缘，希求击破韦伯“理想类型”方法对西方社会的垄断式说明。然而余英时的运思路径恰恰是韦伯式的，其探寻的主旨脉络似乎是想通过史料的钩沉质疑以下命题：中国传统形态中并不存在一个能促生资本主义的非西方意义上的自足精神要素，但其提问的方式却是要证明：中国社会结构在近世以前已存蓄着西式现代化的因子。
然而近期有的学者研究已经表明，16世纪以来西方商业资本主义的发展，与19世纪真正发生的工业革命转型没有直接的必然联系。[21]我们即使能够证明中国的宗教伦理与西方基督新教的精神形态确有相似之处，也无法从根本上证明两者具有现代资本主义发生学上的相似性。不少论者曾经批评中国大陆历史学家有关“封建社会长期延续”和“资本主义萌芽”出现状况的讨论，犯了时代错置的毛病。[22]因为所谓“资本主义萌芽”不过是商业资本主义的表现形式，还远不是19世纪后半期趋于全球化的现代工业型资本主义的体现，而且这前后两个阶段的衔接并非具有发生学的连贯意义。因此，中西“资本主义萌芽”形态的比较，并不能预测当代资本主义演变的大势和规律。同样，对中西宗教伦理的模拟性比较与资本主义萌芽的寻找运动具有某种相似的一面，只不过一个从文化精神和伦理因素，另一个从经济构成关系入手，都是有意无意地从动力发生学的角度证明了西方现代性的普适作用。[23]